资料显示，依据2025年人社部新规，中国职工年工作日为365天减去104天休息日和13天法定节假日，合计248天。按每日8小时标准计算，制度层面的年劳动时间为1984小时。

但事实上，实际中加班现象非常普遍。

2023年，有报告称，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9小时，折算成年劳动时间约2548小时；2025年另有报告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46.1小时，人均年工作时间接近2350小时。不同统计口径下实际年工时，基本处于2350至2548小时这一区间。

不同的报告都显示，中国劳动者年劳动时间在全世界的排名，始终稳居全球前列，多数统计中仅次于墨西哥，或位居全球首位。

比如OECD（经合组织）相关统计及多个全球劳动时长报告显示，墨西哥年工时约2128小时；而韩国、日本等曾以工时久闻名的国家，2023年年均工时分别比中国少578小时和839小时；欧美发达国家工时更是大幅低于中国，美国约1779小时，德国仅1300余小时，不足中国实际工时的六成。

又比如根据ILO（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统计，在167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时以上的国家共有9个，分别是中国、不丹、阿联酋、蒙古、印度、文莱、马来西亚、伊朗和哥伦比亚。

可以说，中国劳动者是世界主要成功经济体中，最勤奋的一群人。而40年来，最勤奋中的最勤奋者，无疑属于来自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中国劳动者的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总量和国民财富在40年中，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未雨绸缪”，担心世界上最勤奋的人会因为有些福利提升，就变得懒惰了？哪怕是变得像以“过劳死”著称的日本员工那样“不勤奋”，中间都还有数百小时的差额需要躺平才能填补（日本为1598小时）。

02

福利为何不能好一点点？

李教授关于提高福利的言论，主要是指提升农村老人的福利待遇。

2024年底，农村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数约1.26亿，他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43元养老金。各省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叠加补贴，如苏州达705元/人·月，嘉兴达680元/人·月，黑龙江叠加省级补贴后达163元/人·月，四川调整后最低标准为173元/人·月。

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退休金额差距较大。从地区和缴费档次来看，北京国企职工若缴费33年，60岁退休后月养老金约7363.4元；武汉灵活就业人员按社平工资全额缴费25年，55岁退休月养老金约3054.5元；郑州个体工商户按最低档缴费25年，60岁退休月养老金约2413.3元。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规模在2250万至2700万区间，2025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4860元。地区和职级差异明显，三线城市工作35年的普通科员，基本养老金大概4500—5500元/月，基层乡镇职级低的人员可能仅4000—4800元/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社平工资高，这类退休人员月收入能达到8000—10000元。另外，加上法定的职业年金后，他们每月还能多领几百到一千多元。

比较而言，三类领取养老金的人群中，农村居民养老金最低。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实行全民统一积分制养老金体系，农民和公务员适用同一套标准，其农村相关养老金约合人民币1700元/月；泰国的“500泰铢养老计划”，虽约合人民币100元，但结合当地物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替代率可达35%，而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金替代率不足20%；我国农村养老金和印度等少数低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梯队，印度非正规就业者（包含大量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约18%。

中国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不仅在改革开放前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力量，是几乎一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力军，为完成原始积累做出杰出贡献，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应该有更好的福利。

03

钱从哪里来？

你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钱从哪里来？有的朋友不无疑虑地问，他们认为，搞不好会额外增加税费，增加普通人的额外负担。

的确，改革要赢得公众支持，就不能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填补另一部分人，否则改革阻力重重。

李教授的办法是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过去对基建一直有较高的投入，在造就了全世界极高水平的基建的同时，也为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但同时也要看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形成了极大的路径依赖和特殊的利益格局。

由于良好的基建曾经带来过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热衷于搞基建，可以说，把正常应该发放给底层老百姓的养老钱，也用于搞实际必要性并不大的基建。结果基建完工后，企业用处不大，老百姓用不起，养护成本居高不下。

正常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应该有一种动态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而基建作为一种投资，过大的投资规模，反过来压缩了居民消费占比。最终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刺激消费，效果都不大，除了捂紧钱包不敢消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获不多，消费不起，形不成真实需求，反过来制约生产端，导致“内卷”更加严重。

如果要明白为什么消费不振，看看现在很多地方车行稀少的高速公路，空驶的高铁，宽阔的绿化带，人迹罕至的公园、湿地，等等，大概能明白一大部分原因。也就明白了李教授为什么说要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基建已经从“铁公鸡”逐步转向交通网络升级、能源体系重构和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等，但不可否认，这些新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压缩的空间，照样可以“挤”出大量资源，用于底层民众的民生。

这不是额外征收税费，而是李教授说的财政上转变思路。

另一个是落实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同样可缓解养老问题。

农民养老成为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困。而穷困的原因，根本上是没有财产。今天虽然房地产下行，但城市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仍然是房产；而农民处于宅基地上的房屋，因为事实上不可交易，跟集体宿舍没有本质区别，除了居住功能，实际上不是一种可资充分利用的财产。

7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衰败的农村重获生机第一步：宅基地国有化》，其中提到——

宅基地和耕地两者占有情况和使用性质千差万别：一者在过去很长时间很少变动地界，一者经常变动地界；一者事实上拥有相对的永久使用权，一者使用权时限最长也就30年；一者占全部土地的极少数，一者占全部土地的多数；一者用于生活，一者用于生产。

因此可以说，宅基地既不承担“耕者有其田”的道义，也不承担“耕地红线”的现实需求。

宅基地具有的独特性以及经过确权，其集体所有性质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变更宅基地的土地性质便于其上市交易，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农村宅基地可以上市流通后，将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其一，毋庸置疑，农村居民的房产必定获得极大的增值机会，农民将第一次获得城市化的巨大红利。

其二，城市资本将有序下乡，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资本和就业机会，而且更为先进的居住理念，更为文明的现代人文理念、房屋和公共设施的建筑风格必将逐渐在农村发芽开花，衰败的农村，完全可能重新焕发生机。

其三，由于住房市场有更多的供给，必定对平抑城市房价起到巨大作用。

第四，城市居民可以有更多的的投资渠道。

第五，在城市商品房已经上缴了70年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缴纳房地产税，要再次征收房地产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向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农村宅基地在其转让环节征收房地产税，更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第六，农村小产权房尽管被视为非法，但毕竟是社会财富，而不是毒品，也不是坑人的假冒伪劣产品，且数量惊人，随着农村宅基地的国有化，它应当获得合法化的机会，也可以合法地上市交易，但前提是缴纳房地产税。

在这个过程中，谁是利益受损者呢？没有。它既可以维系和发展革命道义，也使参与各方——政府和城乡居民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农民有了可以自由交易的房产，事实上就有了钱，养老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吗？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照顾的，就只是极少数，而不是上亿老年农民了。

我甚至认为，如果从“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角度思考农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内的财产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决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宽大。

我也知道，现在不少研究“三农”问题的文化学者很反对农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农民一旦拥有了包括土地房屋这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财产权，农民就会流离失所，社会就会动荡不安，集体经济就会崩溃，他们就没有乡愁了。

但试问，城市居民买卖房屋自由，何以没有流离失所？何以城市国有资产还在快速扩张？既然城市无房户可以得到公租房照顾，何以农村不可以提供公租房（而且还便宜得多）的照顾？

既不为提高农民养老待遇提供政策建议，也不让农民拥有可以自行处置的财产权利，如此困住农民以为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号称最关心农民的“三农”学者，居心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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