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两个讨论方向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潘功胜认为，从历史看，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国际主导货币的更替反映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家竞争力的迭代。
17世纪，荷兰盾成为早期国际通用货币；18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二战后，美元确立主导地位并延续至今。但国际主导货币由一国主权货币来承担，与生俱来就存在一些内在的不稳定问题。
潘功胜表示，过去十多年，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金融层面，相关讨论也主要是在经济金融层面；当前新一轮的讨论，更多来自地缘政治层面。而这些讨论大致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如何弱化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和负面影响，形成少数强势主权货币的良性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
“过去20多年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欧元于1999年诞生，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约为20%，仅次于美元。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全球第三。”潘功胜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继续朝着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演进。
第二个方向，是由一种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讨论比较多的是IMF特别提款权（SDR）。理论上，SDR能够较好地克服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内在问题，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以更好承担全球公共品的职能，调节全球流动性并实施危机救助，具有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的特征。
但是在政治层面上，SDR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面临着国际共识和驱动力不足的问题。潘功胜表示，推动SDR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需要各成员国在政治层面凝聚共识，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如何发展？
关于跨境支付体系，潘功胜认为，跨境支付体系是全球货币资金运行的“动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融资、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依托，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
但是近年来，传统跨境支付体系面临的问题逐渐凸显。在潘功胜看来，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和结算方式不断涌现，推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朝着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会持续增强。”
一是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币种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变。渠道方面，除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外，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陆续出现，结算渠道更加多样，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
二是支付系统和生态的互操作性不断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延长支付系统运行时间、采用国际通用报文、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亚洲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态的互操作性，极大便利了居民跨境支付。
三是新兴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加速应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蓬勃发展，实现了“支付即结算”，从底层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同时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
全球金融稳定体系正面临新挑战
关于全球金融稳定体系，潘功胜介绍，2008年金融危机前，国际社会主要依赖以IMF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进行事中事后救助。危机之后，进一步强化了金融监管规则等事前防范机制。一方面，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持续完善。另一方面，基于监管规则的危机防范体系不断完善。
他解释了全球金融稳定体系正面临的一些新挑战。第一，监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年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受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
第二，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的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的取向大幅摆动并受政治的驱动太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监管短板。
第三，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然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
潘功胜认为，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是危机防范与化解的关键路径，也是应该继续坚持的方向。
呼吁国际金融组织推进治理改革
关于国际金融组织治理，潘功胜表示，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IMF、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些区域性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长期缺乏实质性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明显低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
他呼吁，国际社会还应关注，个别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的政策取向，干预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和运作。国际金融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推进治理改革，动态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升治理效率。
潘功胜表示，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IMF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组织。份额规模决定了IMF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当前IMF的份额占比没能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已达成的共识，尽快推动份额占比调整，是IMF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代表性的关键。”
潘功胜建议，在完善治理结构的同时，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应进一步强化经济监督职能，客观评估全球和各国面临的风险，积极引导各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对各国的政策引导，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
采写：南都记者 赵唯佳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