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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没了，医院赔了88.8万元，我的律师拿走了55万元。”韦先生无奈道，他自称文化水平低，称事后才意识到代理律师好像骗了他。
对此，曾为韦先生代理的律师邓某说，案件起初没收费，但不是风险代理，案件按照司法鉴定，本应给次责赔偿，他们努力让韦先生获得了主责赔偿。案件处理差不多了，双方签订了正式协议，确定了55.5万元律师费，结果后来韦先生反悔了。
据悉，2024年8月27日，广州市律协对此事立案处理，至今尚无结果。
孩子早夭——
6月大婴儿在医院等待治疗时状况恶化
尸检显示与吸入异物有关
1975年出生的韦先生是广西河池人，小学文化。20多年前，他前往广东打工。2019年6月5日，他的二儿子出生，然而仅仅6个月，孩子便夭折了。
韦先生说，2019年底，二儿子生病，在家附近的诊所治疗无果。2020年1月1日凌晨5时，因孩子出现咳嗽、咳痰、流鼻涕症状，他带孩子前往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就诊。因为当天是元旦，他带孩子赶到医院后，被告知医院急诊没人，让等待一下。
“医院当时没多少患者，但迟迟等不到医生。我问其他医护人员，他们一直让等，结果孩子没了。”韦先生回忆道，早上7时56分左右，他发现孩子状况恶化，便大声呼救，医护人员这才介入抢救。孩子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尸检显示，为呼吸道异物吸入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死亡。
蹊跷来电——
婴儿父亲投诉医院第二天
有律师主动打电话帮维权
韦先生说，此前，他认为孩子的夭折与此前在家附近诊所开的药有关，便投诉诊所。维权大约两年时间，最终法院判诊所赔偿2万元。
“后来我觉得在医院排队时间太久，孩子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韦先生说，2022年6月17日，他向南海第七医院投诉。次日，他便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名律师，姓邓，称可以帮忙去处理，“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能主动联系到我，但他对我的事很清楚，甚至知道我孩子在哪里出事。”
韦先生称，对方表示可以先不收律师费，等结果出来了，再谈钱，“当时没说律师费多钱，只问我想要多钱，我觉得耽误治疗应该得赔二三十万元，便给他大概说了一下。”
签约“咨询”——
与科技咨询公司签协议
“赔偿金23万元以上部分作为乙方咨询费”
韦先生说，6月18日，他与该律师见面，双方签订了一份《咨询合同》，上面写着乙方为“新诸葛（广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咨询费用为，乙方为韦先生（甲方）提供300个小时的法律咨询服务，韦先生所获得的医疗损害赔偿金23万元以上的金额部分作为支付给乙方的咨询费。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注意到，下方的日期打印着2022年6月，但未填写具体日期。
2023年3月1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受佛山市南海区某医调委委托，对韦先生孩子的夭折，进行了医疗过错鉴定。
9月15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南海第七医院在韦先生孩子诊疗过程中，存在对其病情不够重视，未尽到急诊负责义务，一定程度上错过最佳救治时机等过错行为，与韦先生孩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过错参与度为16%至44%。
获得赔偿——
“律师说赔偿下来了，一共79万
我打印流水，发现实际88.8万”
“维权大约两年，一直是邓律师在处理此事，前后也没有给我说过。”韦先生说，2024年5月23日前后，邓某让他在一份《承诺书》上签字，“上面没写金额，他说签字就对了。”
根据韦先生当时拍下的《承诺书》显示，调解书编号，一次性补偿金额均为空白，后方有韦先生的签字和手印，但没写日期。代理人为“邓某”。
5月31日早上，邓某和韦先生碰面。韦先生说，对方称赔偿下来了，让他带自己的证件一起去银行。他前往银行后，邓某转账了54万元，给他剩了25万元，“他说一共赔了79万元，多给我剩2万元。”他认为邓某不可信，便现场打印了银行流水。
银行流水显示，5月23日南海第七医院便将88.8万元赔偿款打入了韦先生账户，5月27日、5月29日，韦先生账户将两笔4.9万元转入邓某账户；5月31日，韦先生账户将54万元转入邓某账户。
“实际的赔偿金额是88.8万元，我当时就发现邓律师骗了我。”韦先生说。
重签协议——
“律师拿着银行卡自己用不了
只能签委托合同给对方律师费55.5万元”
韦先生解释道，“收赔偿款的银行卡，是按照邓某要求新办理的，对方一直拿着卡，我用不了，所以只能跟对方协商。”邓某称，按照医疗鉴定结果，医院最多给他赔偿30多万元，多余的钱都是其“凭本事拿的”。
“我不懂这些，也说不过他，但就感觉不合理。”韦先生说，邓某可能怕他纠缠，便于当天下午，带他去律师事务所沟通，“他意思退给我8.3万元，让我重新签份《委托合同》。他说，他的收费是合理的，我最开始只想要20多万元，现在给我30多万元，赔偿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我感觉好像有道理，就签字了。”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注意到，《委托合同》显示，乙方为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韦先生一次性支付律师费55.5万元整，日期为2023年12月15日。
韦先生解释道，实际签字的时间是2024年5月31日下午，签字后，对方便转账了8.3万元。
根据银行流水显示，5月31日下午，邓某转账8.3万元给韦先生。也就是说，患儿家长韦先生落到手的赔偿款为33.3万元，律师邓某获得55.5万元。
发觉受骗——
“调解时律师故意隐瞒没叫我到场
朋友称律师风险代理最多收18%”
6月中旬，韦先生找到了南海区某医调委，对方出具了《调解协议书》，他进行了拍照。他说，“后来我找到了鉴定中心的人，他们说鉴定的时候让邓某叫我到现场，他说我来不了。医调委的人还说，调解的时候想找我去，结果邓律师也不给他们我的电话。我现在想，这都是邓某故意向我隐瞒情况。”
“我这才知道，5月17日邓某便在医调委，与南海第七医院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上面有写赔偿金额88.8万元。”韦先生说，5月23日前后，邓某让他签《承诺书》，系因为赔偿款到账了，但《承诺书》却没有写具体赔偿金额，“我认为他故意隐藏了该信息。”
后来，韦先生回了趟老家，询问了老家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确认自己上当了，“老家的朋友说，风险代理最多只能收标的额的18%，正常找律师不可能花这么多钱的。”
投诉维权——
广州律协立案一年无结果
司法局称将督促律协尽快回复
7月份，韦先生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投诉。
根据广州市律协2024年8月27日出具的《纪律投诉案件立案告知书》显示，你们投诉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邓某律师一案，本会经审查已决定立案。
截至2025年7月，韦先生称自己始终没有收到广州市律协的回复。他此前还向广州市司法局等单位进行投诉，均未获得回应。
7月16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说，邓某已经不在该律所，具体投诉情况需要了解后回应。
广州市司法局2024年11月公布的《律师执业证领证名单》显示，邓某在广州元恩律师事务所执业。天眼查显示，其已执业18年。广东元恩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确认邓某在此执业，但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建议直接联系邓某本人了解。
记者联系到广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联系律师工作管理处，督促广州市律协尽快回应立案处理情况。
律师回应——
“案件起初没收费不是风险代理
约定好的费用事后他又反悔”
7月16日下午，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邓某，他表示，自己已经不在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执业。韦先生将他投诉到律所、律协以及司法局，“律协、司法局都觉得他没道理。这事对我没有影响。”
邓某讲述道，当初确实系他们主动联系的韦先生。因为韦先生孩子出了问题，我们便签了合同，约定了律师费。案件处理好后，对方便反悔了，“认为我们拿的钱多，他钱少。”
“这个案子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子。”邓某解释道，韦先生以前自己起诉过，法院就判了5万元，可见其起诉诊所的案件并不成功。医院这边的诉讼，按照医疗鉴定，院方是承担次责的，“我们律师通过想办法，把赔偿倒过来了，医院承担了主责的赔偿。”韦先生知道他付出了劳动，也同意给这笔律师费，双方签了合同，“他反悔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市场规则。”
《委托协议》是2024年5月31日（赔偿款到账后）签的吗？邓某未正面回应，“不管协议是什么时候签的，都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韦先生和咨询公司签合同时，他没有收取其费用，律所的时候事情处理差不多了，大家再签了一份正式的协议。
其代理韦先生的案件，是否系风险代理？邓某说，不是风险代理，是双方商量了一个律师费的数字，然后他做了韦先生的代理人。
对于韦先生的投诉，邓某表示，让韦先生起诉，他又不肯去，就想搞臭自己的名声，“他没想过我们付出劳动的人多辛苦，作用多大。”
法律人士——
代理类型符合风险代理特征
收费比例高达62.5%远超合理范围
7月16日，一位知名律师介绍，根据现有的司法判例以及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可以适用风险代理合同，但对于收费金额有较为严格的限制，“风险代理收费最高限额是18%，我们先不讨论能否按照18%进行收取，本案赔偿款为 88.8万元，按此规定最高收费不应超过16万左右，但律师实际收取55.5万元，远超法定上限”。
其次，代理类型存在矛盾，律师称非风险代理，却实际采取“先服务后收费”模式，符合风险代理特征却不遵守相关比例限制。合同方面也有问题，最初签订的《咨询合同》乙方为科技咨询公司，该公司可能不具备律师执业资质却从事代理业务，涉嫌超范围经营；后来的《委托合同》标注日期为2023年12月15日，实际签订于2024年5月31日，存在日期造假嫌疑。
律师存在隐瞒关键信息的行为，告知当事人赔偿79万元，实际为88.8万元，还让当事人签署空白《承诺书》，刻意隐瞒赔偿金额，若属实，构成欺诈。同时，收费占比高达62.5%，远超合理范围，且律师主动联系当事人并知晓其详细情况，可能涉及不正当承揽业务，整体收费过程既违反了相关规定，也违背了公平诚信原则。
（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广州律协）